共产党宣言

作者: 科技视频  发布:2019-11-0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把德语、俄语、英语、日语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翻译成汉语文本,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共产党宣言》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在国内,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对《宣言》进行过多次翻译,出现了众多译本。厘定和甄别《宣言》汉译本的种类、刊布情形,梳理其版本源流,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传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部分学者详细考证了不同时期《宣言》汉译本的作者、底本、版本、出版日期、翻译背景等基本情况,取得了不少共识。然而,在《宣言》汉译本的数量、判别的标准以及不同版本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仍然认识不一,尚待深入探讨。

北伐战争时随军散发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指引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学说。以往只言片语、零散的、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难以满足先进分子的需要,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与引进成为人们的现实诉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性文件之一,《共产党宣言》全文的翻译随之成为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任务。  1919年年末,陈望道受《星期评论》杂志社委托,回到故乡根据日本版《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译稿于1920年3月至4月间完成,回到上海后陈望道把译稿连同日文版、英文版材料交给李汉俊校阅。李汉俊修订后,又送给住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再校。  但是,原本计划连载的《星期评论》因有进步倾向被当局勒令停办,于1920年6月6日停刊。由此,《共产党宣言》不得不另择出版机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产党宣言》 于8月在“又新印刷所”(现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221弄12号)得以影印。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多方关注,“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革命理论准备的不足更加激发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1928年9月底10月初,党组织委托华岗根据1888年恩格斯校阅的英文版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  1930年左右,华岗译本的首版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社出版。在该译本中,华岗将《共产党宣言》里的最后一句话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现在通行的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十分接近。专门设立中央编译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组织过两次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1938年,宣传部门为寻得更加忠实于原文的版本,委托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共同翻译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1938年8月,成仿吾和徐冰根据德文版最终译出新的《共产党宣言》,并附1872年、1883年、1890年的三篇德文版序言。该书由解放社出版,不仅是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读物,而且是日后博古、乔冠华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对其进行校译的参考译本。  上世纪40年代,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需要,中宣部决定重新翻译马列经典著作。中共中央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委员,接受了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他根据俄文版对成仿吾、徐冰译本进行了校译,并在原有三篇德文版序言的基础上,增译了一篇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此译本首版于1943年8月由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是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课本,至今发现的不少译本中均印有“干部必读”。博古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  《共产党宣言》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不少外文书籍都有对其内容进行引用和分析。劳克斯和胡特合著的西方经济学名著《比较经济制度》中,为方便读者理解书中观点就附录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陈瘦石在翻译《比较经济制度》时,一并对附录进行了翻译。该译本于1945年在国统区出版,是当时国统区内唯一合法传播的译本。  此外,一些地区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也曾进行了重新翻译。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根据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仿吾、徐冰的译本进行校译,形成了新的译本,由中国出版社于1947年11月在港出版。在莫斯科,苏联组织专家学者把1848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附上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七篇序言,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9年出版。该译本成为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1954年)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958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重要参考。  1953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进入到一个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有计划、大规模开展的新阶段。中央编译局在不同时期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重新翻译,形成了1964年9月译本、1978年译本、1995年6月译本、2009年12月译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单行本中,不仅有中央编译局这一权威机构的译本,还重新出版了个人翻译的、质量较好的译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成仿吾于1975年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它是唯一与中央编译局译本同时发行的《共产党宣言》译本。见证追求真理的历程  《共产党宣言》的不同译本,见证了时代变迁下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追求理想、坚定信念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从1920年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到2009年12月译本,《共产党宣言》译本由没有序言、没有注释到7个序言、45个注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宣言》的认识越来越准确、客观、科学。它在中国不断被重新翻译和诠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不懈探索。正是在不断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伟大信念。  《共产党宣言》的不同译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共产党宣言》 发表近170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要科学理解这本经典著作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不同时期对其进行重新审视、翻译和阅读成为必然。中国共产党没有停留于1920年陈望道这一原初译本,也没有停留于“干部必读”的博古译本,更没有止步于苏联提供的百年译本,而是根据时代需求,对这部经典著作不断进行重新审视与科学翻译。不同的译本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认识上从不因循守旧、刻舟求剑,而是勇立潮头、勇于自我革新,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史,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发光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的历史。一系列中文全译本所构成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不仅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伟人,而且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社会历史走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奋斗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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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汉文全译本考证

作者|陈红娟(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当前学界对《宣言》汉文全译本数量的统计存在分歧,存在十译本说、十二译本说、二十三译本说等。从 1920 年到 1948年间,新中国成立前五个译本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它们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译本,1930年华岗译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其中,陈瘦石译本是唯一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译本。

来源|解放日报

另外,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宣言》汉文全译本的厘定,乔冠华校译本是在修订和完善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的基础上形成,学界对1948年香港出版的乔冠华校译本是否应算作独立译本的认识不一。通常而言,由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本书,就是这本书的不同译本。不过随着译本的传播,不少后来的译者在翻译时都会参照前人的译本,如华岗在翻译《宣言》前已经学习了陈望道译本。

编辑|吴潇岚

就当前国内发现的三种乔冠华校译本来看,封面写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封面并没有署校译者的名字,但在“校后记”中进行了说明。因此,如何来界定该译本成为学界颇有争论的问题。

从参考蓝本来看,成仿吾、徐冰翻译时参考的是德文版《宣言》,而乔冠华则参考了英文版;从译者来看,译者由成仿吾、徐冰变成了乔冠华,三者在知识结构、理论视野、对《宣言》的理解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两个译本相距十年之久,在校对过程中乔冠华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重要的是,他在校译过程中克服了成仿吾、徐冰由各译半部产生的前后术语使用不一致的现象。从内容变化的幅度来看,乔冠华在校对过程中对成仿吾、徐冰译本进行了百余处修改,不仅对文章的术语进行转换,如把“有产者”改为“资产阶级”、“占有”改为“剥削”等,而且对部分语句进行了实质意义的修改。因此,虽然乔冠华是对成仿吾、徐冰译本的校订,但就内容而言,无论是语词变更、话语转换还是实质意义修改,都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从这个角度分析,乔冠华译本显然是一个新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

《宣言》汉文全译本考证

当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宣言》汉译本统计中,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本、1978年成仿吾译本作为新译本不存在争议。但《宣言》汉译本被不断修订、转载和重新翻译。1953年成仿吾译本,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收录的《宣言》译本,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录的《宣言》,是修订、转载已有的译本还是独立的新译本,以及中央编译局修订翻译的四个文本应该如何界定,都存在争议。

第一,关于1953年成仿吾译本。成仿吾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曾提及该译本“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一百零五周年,我于 195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又将延安版稍加校正印出了很少份数,供校内使用”。可以说,成仿吾确实对1938年译本进行了修订,只是与1938年成仿吾、徐冰一人一半对书籍进行翻译不同,1953年修订时就“没有去麻烦徐冰同志了”。此后成仿吾根据毛主席关于准确性、鲜明性与生动性的原则,以1938年译本为基础,参照1848年德文原版对《宣言》再次展开校正,形成了1978年译本。鉴于译本是由同一作者进行的第二次修订,研究中应将两者归为同一“系统”。因此, 1978年成仿吾最后一次校订的《宣言》应该视为独立译本,而1953年校订本则是一个阶段性的校对本。

第二,关于1954年译本与1958年译本。为纪念《宣言》出版一百周年,苏联组织专家学者把1848年德文版《宣言》翻译成中文,并附上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七篇序言,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9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宣言》百周年纪念本。新中国成立后该译本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被不断翻印、转载与校订。查阅1958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所附的“重印后记”,可知该书中收录的《宣言》主要是转载自莫斯科百周年纪念本,“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无独有偶,在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后面的“译后记”也有类似的表述,“‘共产党宣言’一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请朱文叔先生从中文上提过修辞意见”。可以说,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刊载的《宣言》、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录的《宣言》都是对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的“转载”“校订”,而非重新翻译,这三个文本应该归为一个“系统”。

第三,关于中央编译局的《宣言》译本。中央编译局在不同时期对《宣言》进行重新翻译,形成了1964年9月本、1978年6月本、1995年6月本、2009年12月本。具体信息如下:1964年9月本(收录在1972年5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1978年6月本(收录在中央党校编《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并于1992年3月出版单行本)、1995年6月本(收录在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并于1997年8月发行单行本)、2009年12月本(收录在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并于2014年12月发行单行本)。

当前,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存在两种划分方法,一种认为应将四个文本视作一个整体,统称编译局译本;另一种则认为编译局每一次修订本都可以算一个新译本。根据译本、版本的概念,中央编译局的四个文本是同一译者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次而已,将它们划分为一个译本有一定合理性。但四个版本年限跨度和修订力度都比较大,仅注释就发生了从1964 年版的29个增加到1978年版的44个,再增加到1995年版的47个,最后减少为2009年版的45个的变化。而且,每次修订都是建立在国家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较大发展基础之上,建立在新文献挖掘与参考之上,每个版本都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借鉴龚育之先生对《毛泽东选集》版本的界定方法,应将其视为“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既反映版本之间的内在更替,又反映每个版本的更新和差异。

综上分析,当前可考证的《宣言》汉文全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存在六个,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译本,1930年华岗译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1948年乔冠华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则存在三个,分别是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译本、1978年11月成仿吾译本以及包含四个版本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分别是1964年9月本、1978年6月本、1995年6月本、2009年12月本)。《宣言》的翻译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宣言》译本、版本共同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自我革命、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历史。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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